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盲人也能跑马拉松吗？

袁芳芳五年前第一次看到这些盲人跑步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疑问。

(相关资料图)

平时在路上遇到盲人的概率就很小，更不要说遇到他们组团跑步了。

而且在她的印象里，大部分盲人不应该都呆在按摩店里吗？

怀着这样的疑问，袁芳芳开始接触这个团队。

袁芳芳可以称得上是“才女”，10岁的时候就已经会写比较复杂的计算机代码了。

后来一路高歌猛进，一直读到博士，并先后在甲骨文、阿里巴巴工作。

正是在跳槽的那一年，袁芳芳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，这也导致她的体重一度飙升到200斤。

那段日子可以说是非常尴尬：

过安检时刷脸系统扫不出来、坐电梯会超重、碰见熟人都声称“变化很大”。

这些经历让袁芳芳下定决心要减肥，而有氧运动，则是减脂的第一步。

但她减肥练习长跑的最好成绩只有2公里，连业余的运动员都不愿意带着她一起跑。

“我降低起点，陪着盲人跑步总可以跟得上了吧。”

她想到了在公园看到的“助盲团”，并向他们表明了想要加入的意愿。

旁边的盲友在听到后都纷纷支持。

“我们现在盲人的跑步热情都非常高，志愿者虽然也不少，可是流动性都蛮大的。”

就这样，“战斗力”只有2公里的袁芳芳成为了助盲团的一员。

可是事情远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。

陪着盲人跑马拉松其实是一项“技术活”，不仅要求身高基本一致，步调一致，连呼吸都需要“同频”。

如果一个气喘吁吁，而另一个气定神闲，节奏怕是就会打乱，双方都会非常疲惫。

她也是后来才明白，作为“眼睛”想要和盲人之间建立良好的默契，是需要时间和一定量的公里数。

志愿者还需要拆解盲友们的具体需求，提供有效的信息帮助他们判断，比如地面坑洼或者前方有什么障碍物。

袁芳芳在摸到绳子的一瞬间，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：

那绳子虽然只有一尺多长、指头粗细，但是却将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绑在一起。

她第一次跟着的那位盲友，跟着盲团跑了三年多了，一直待在最慢的队伍里面，袁芳芳甚至都跟不上。

一下子感觉像被凉水从头浇到了底。

可她没有放弃对视障群体的研究，在这时也认识了助盲团的团长何亚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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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芳芳在调查资料的时候发现：

中国的视力障碍人士大概有1700多万，跟荷兰的总人口差不多。

可日常生活中的盲人并不多见，这些人去了哪里呢？

有一部分或许是因为过不了内心的“坎”，认为自己这一辈子终将一事无成。

也或许是因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，导致就业更加困难。

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：

残障群体中的文盲率高达43.23%，就业率也仅仅只有43.25%。

很多盲人这一辈子都没有摸过一次文盲书。

对他们而言，“困”在家里，接受贫困的现实仿佛是唯一的结果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学学按摩？”

何亚君说，如果不是表姐的善意劝告，估计自己现在还在家乡的小山村里，一辈子活在“黑暗”之中。

10岁的时候，何亚君就不幸患上了脑膜炎，并因此引发了视网膜脱落。

他心里的“光亮”也随着眼前的光亮。一点点消失殆尽。

社会上面向盲人的学校非常少，即使是考上相关的院校，绝大部分人最终都是去做按摩或者钢琴的调音师了。

何亚君先去成都学习了按摩，从2002年开始，就在北京的某个按摩店里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与生活。

因为长期不活动，导致他的体重增长了90多斤，还患上了脂肪肝和高血压。

对工作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，一个小时的按摩有时候都坚持不下来。

一直到一位相熟的老顾客带他去公园跑了一趟，他也开始爱上了这项运动，并先后参加了70多个马拉松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只是希望能够有三五个盲人一起结伴而行，但没想到后来有3000多个盲人加入了进来。

这时助盲团“缺眼睛”的问题，就立竿见影显现出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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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芳芳慢慢在助盲团练了大半年之后，体重从216斤减了50多斤。

身边的人都感叹于她的变化，经常问道：

“哪里找的私教，这么给力啊？”

大家听说他是给盲人助跑后，纷纷觉得很“奇妙”：

你们是牵绳子还是牵手啊？是靠着什么导航啊......

袁芳芳为了解答他们的疑惑，干脆运用“老本行”，在网站上发布帖子。

一方面可以解答大家的疑惑，另一方面她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倡导更多志愿者加入。

恰好阿里巴巴的内部有这样一个“规定”。

要求员工每年都要完成至少3个小时的公益，所以每个人都在思考各种全新的方案。

所以当袁芳芳这个帖子发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这个“项目”不错。

遇到这种“调侃”，袁芳芳打趣道：

“经过我们的打磨，助盲团已经有3000多位用户活跃了。”

帖子发出去后，一开始只有一两个人有反馈，直到后来多至10多个。

有的人是咨询，有的人则直接报名加入。

其中也不乏一些关注视障人士的相关工作人员。

比如宁夏银川的钱添，他正对一些无障碍功能的研发感兴趣。

还有赵思寒，原本就是一个佛系的健身爱好者，对于盲人能够跑马拉松更是持有怀疑的态度。

他决定用黑布蒙住双眼，亲自体验一番。

“心里真的发虚，方向感立马就消失了，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”

很快报名的人群就高达上百位，袁芳芳就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将他们分类管理。

有些人负责团队的后勤，了解搜集残障人士的需求。

有的负责将合适的志愿者和盲人“配对”在一起。

还有“教练”会拍摄他们的跑步视频，科普助跑的技术以及跑步姿势的分析。

这些人摩拳擦掌，按照提前做好的“功课”，准时到达了奥森。

在见到那些盲人之后，这些人突然发现：原来我们的身边竟然存在着这么多的盲人。

曾经认为只要路上有“盲道”、有电梯，这些盲人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在城市里穿梭。

可他们远远低估了这些盲人的艰辛。

能出门的虽然已经是视障人群里的“佼佼者”，有打破“墙”的意志力和决心，可现实的“阻碍”却更为残酷。

“我有一次等了很久的公交车，问了路人才知道临时改线了，虽然贴了通知，但是我看不到啊！”

“盲杖能敲到马路牙子上就有路，可如果跟着盲道走，说不定就踩进坑里了。”

现如今在路上随处可见的盲道看起来虽然很简单，无非就是砖上面有一些凸起，可是出现的却很晚。

1965年，日本人三宅精一发明了7*7个半圆形凸起的砖，也就是盲道的雏形。

不过中国运用上盲道确实蛮晚的，从改革开放之后，为了与世界助残事业接轨，“修建盲道”才逐渐从北京开始做实验。

后来随着“修建盲道”被作为一项城市建设的重要指标，才在街道上变得随处可见。

但很多盲道会被铺成“之”字形，或者通往井盖或者墙，在真实的应用之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。

志愿者们虽然解决了他们“缺眼睛”的问题，但新的头脑风暴正在开启：

运用现有的技术，我们还能为盲人做些什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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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芳芳陪着自己的“跑搭子”周玲从无锡马拉松跑到了日本名古屋马拉松。

在这之前，盲人出国、甚至还是跑马拉松，简直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

虽然最终的名次并不尽如人意，可都“跑”到了这一步，名次又有什么重要的呢？

冲过终点的时候，很多日本记者争先恐后的过来采访，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盲人马拉松选手，是一件多么罕见的事情。

两人结束后瘫倒在地，袁芳芳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，此时她也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。

从日本回来之后，她还独立去参与了很多马拉松，并因为助盲事业成为了北京马拉松协会理事。

这5年以来，她陪着盲友跑了3000多公里，打卡了很多当地乃至国外的马拉松。

他们帮助过的盲友也一个接一个拿到了马拉松的奖牌。

同时，这些志愿者们自发的行动引起了阿里内部的关注，并得到了公益委员会的认可。

国家推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，也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。

“一条盲绳只能带着一个盲友跑，但是做好一款产品就能帮助一群盲友跑了。”

他们关注到丹麦有一个程序员开发出了一个叫“Be my eyes”（你是我的眼）的APP。

可以实时连接志愿者和视障人士的沟通，成为一座连接两者的桥梁，还有无障碍网购、精准的读图软件......

2022年3月，因为多年以来一直坚持助跑，袁芳芳成为了北京冬残奥会的火炬手。

周玲、何亚君等等助盲团的成员，也在手机的另一端等待消息。

随着火焰的点燃，人群中爆发了一阵阵欢呼。

他们虽然不知道火焰是什么颜色，也不知道志愿者们长什么样，可他们心中的火苗正在熊熊燃烧。

一根绳子牵起来的不仅是同频奔跑，也是两种不同的人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