橙柿互动报道 记者从译林出版社获悉，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于1月27日晚去世，享年104岁。

杨苡女儿赵蘅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讣告：“妈妈坚持到癸卯兔年，一生顽强而充实，终于可以休息了，进入光明而美好的乐园。”

【资料图】

104岁的杨苡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，她被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”。

她的家族和师友中，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；她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们，那些不同信仰、不同家世、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，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。

更重要的是，因为长寿，杨苡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，荣辱浮沉，生老病死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。

杨苡原名杨静如，生于1919年，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，也是“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”（铁凝语）。作为译者，她首创了“呼啸山庄”这一译名，她的翻译至今也仍然是这本名作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。

1919年，杨苡在天津一个大家族出生，祖辈上有四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，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。

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，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，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她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，是第一个将艾米莉·勃朗特的《WUTHERING HEIGHTS》以《呼啸山庄》之名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，她的先生赵瑞蕻也是中国翻译《红与黑》的第一人。

除此之外，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，和夫人戴乃迭一起，被认为是“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”；

丈夫赵瑞蕻是外国文学专家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，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在中国最早翻译了司汤达的著名长篇小说《红与黑》。

2022年底，杨先生口述、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撰写的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。

这是杨苡生前唯一留下的口述自传——从1919年走向今天，杨苡的人生百年，也是中国栉风沐雨、沧桑巨变的百年。

杨苡说：“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，到了我这个岁数，经历过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，我虽是个平凡的人，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，许许多多的事想说。”

在西南联大的日子

1938年7月7日，19岁的杨苡离开天津，前往昆明，由此开启她在西南联大的日子。

在前往上海的船上，同行的师生们一起唱抗日歌曲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松花江上》……一首接一首，一路都在唱。

杨苡感到十分兴奋——在敌占区的时候，哪能放开嗓子唱抗日歌曲？等到了云南开远，从窗洞里一看到自己国家的旗帜，大家便一阵欢呼，互相拥抱，又喊又叫，又唱又跳，好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。

联大的日子是清苦的，杨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，一条长凳，一张小破桌。雨大的时候，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，就成了透明的门帘。但生性乐观贪玩的杨苡反而以此为乐，“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，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”，在一片雨声当中，她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唱：“雨！下雨啦！听那淅沥的雨点敲打着门窗！”

在杨苡的记忆里，联大的生活也尽是些好玩的八卦趣事。

比如联大课堂，虽然给同学们上课的都是名人，但杨苡却说，女生们最期待的是闻一多和陈梦家，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，“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，讲白话散文，但他课讲得不好，拘谨得很，我也不爱听。”

被称为“中国比较文学之父”的吴宓给大家上“欧洲文学史”，杨苡记得的却是吴先生这样的模样：左手抱几本洋装书，右手是手杖，嘀嘀笃笃走进教室，讲但丁的《神曲》，比画着天堂与地狱，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，一会儿低着头蹲下，让大家笑了又笑。一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，吴宓还直接对着空中大呼“Oh！Beatrice！”

关于沈从文的记忆也是如此，初次在青云街遇到沈从文，她记得的是沈先生“真是容易害羞”“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”。沈从文在众人面前讲话，具体说了些什么，杨苡早已忘记了，只记得桌上老有苍蝇在零食上面飞，沈从文一面说一面挥手赶，一挥手，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，塞回去又掉出来，她看了想笑又不敢笑。

杨苡同宿舍有个女孩叫陈蕴珍，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，也给巴金写过信。命运很有趣，这个女孩后来改了个名字叫萧珊，成了巴金的妻子。她们还有一位室友，叫王树藏，是萧乾当时的女友。三个女孩成了极好的朋友，经常“三人行”。有一次去沈从文和张兆和那里，结果把林徽因带来的大肉包子“一个又一个”地吃了。沈从文告诉她们，要读“生活”这本大书，让她们想家了就到这儿来。

和天津相比，虽然当时昆明的房子和街道都很老旧，但对于杨苡来说，记忆里的云、树、山、水，还有庙宇、西山上的“龙门”，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“金马”和“碧鸡”两个大牌坊……都让当时的她感到新奇又快乐。她说，当时在云南看到的翠湖，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，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，直到老年了她还会梦见。

“簪缨之家”的故事

《读库》主编张立宪曾说，杨苡的家庭是所谓“最后贵族”、“簪缨之家”。杨苡的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。父亲杨毓璋早稻田大学毕业，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、中国银行行长。

杨家是大家族，杨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，她的家庭和巴金的《家》非常像，“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，就跟他们家像得不得了。家里也不是那么大，那么讲究，也没有鸣凤。但是他们家有鸣凤，我们家有来凤。他们家有老爷太太，我们家也有老爷太太。我祖父的画像是齐白石画的。”

“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，结果只活了两个，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。没有儿子不行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。”杨苡的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，据说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“白虎入怀”。算命先生说，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，但他会克父克兄弟。这个算命先生有点准，五岁时，男孩的父亲去世了。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翻译家，他写了一本英文名自传，叫《White Tiger》，即《白虎星照命》。

父亲去世之后，姑妈让杨苡的母亲殉节。母亲回答：“我干嘛死?我有三个孩子，我得把他们带大。老爷跟我说过，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，对国家有贡献。”后来，她的孩子们果然都没有辜负她的期望。从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到《红与黑》《呼啸山庄》，杨苡与兄长杨宪益、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了中文与世界对话，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，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一个又一个高峰。

杨苡的客房里挂着一幅字，是她上世纪90年代初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：“岂有豪情似旧时，花开花落两由之。”相比于传奇与成就，杨苡更看重她的“日子”，及其承载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和世情。

1999年，84岁的赵瑞蕻病逝于南京；2009年杨宪益去世，终年94岁；2017年12月，杨敏如离世，享年102岁。

“丁聪、吴祖光、罗孚、我哥……这些人全都没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”那些在杨苡百年人生中次第出现的“许多人，许多事”，都成为了“可感，可念”的回忆。

橙柿互动报道 记者从译林出版社获悉，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于1月27日晚去世，享年104岁。

杨苡女儿赵蘅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讣告：“妈妈坚持到癸卯兔年，一生顽强而充实，终于可以休息了，进入光明而美好的乐园。”

104岁的杨苡不是一般的百岁老人，她被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”。

她的家族和师友中，不乏中国近现代史上星光闪耀的人物；她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们，那些不同信仰、不同家世、不同性情的青春生命，各自有着令人唏嘘的命运。

更重要的是，因为长寿，杨苡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，荣辱浮沉，生老病死，都已成为有头有尾的故事。

杨苡原名杨静如，生于1919年，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，也是“自西南联大迈向广阔生活的进步学子”（铁凝语）。作为译者，她首创了“呼啸山庄”这一译名，她的翻译至今也仍然是这本名作最为经典的译本之一。

1919年，杨苡在天津一个大家族出生，祖辈上有四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，父亲杨毓璋是民国时期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。

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，姐姐杨敏如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，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她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，是第一个将艾米莉·勃朗特的《WUTHERING HEIGHTS》以《呼啸山庄》之名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，她的先生赵瑞蕻也是中国翻译《红与黑》的第一人。

除此之外，她的哥哥杨宪益是著名翻译家，和夫人戴乃迭一起，被认为是“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”；

丈夫赵瑞蕻是外国文学专家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发起人之一，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在中国最早翻译了司汤达的著名长篇小说《红与黑》。

2022年底，杨先生口述、南京大学教授余斌撰写的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。

这是杨苡生前唯一留下的口述自传——从1919年走向今天，杨苡的人生百年，也是中国栉风沐雨、沧桑巨变的百年。

杨苡说：“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，到了我这个岁数，经历过军阀混战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，我虽是个平凡的人，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，许许多多的事想说。”

在西南联大的日子

1938年7月7日，19岁的杨苡离开天津，前往昆明，由此开启她在西南联大的日子。

在前往上海的船上，同行的师生们一起唱抗日歌曲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松花江上》……一首接一首，一路都在唱。

杨苡感到十分兴奋——在敌占区的时候，哪能放开嗓子唱抗日歌曲？等到了云南开远，从窗洞里一看到自己国家的旗帜，大家便一阵欢呼，互相拥抱，又喊又叫，又唱又跳，好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。

联大的日子是清苦的，杨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床，一条长凳，一张小破桌。雨大的时候，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，就成了透明的门帘。但生性乐观贪玩的杨苡反而以此为乐，“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，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”，在一片雨声当中，她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唱：“雨！下雨啦！听那淅沥的雨点敲打着门窗！”

在杨苡的记忆里，联大的生活也尽是些好玩的八卦趣事。

比如联大课堂，虽然给同学们上课的都是名人，但杨苡却说，女生们最期待的是闻一多和陈梦家，因为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，“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，讲白话散文，但他课讲得不好，拘谨得很，我也不爱听。”

被称为“中国比较文学之父”的吴宓给大家上“欧洲文学史”，杨苡记得的却是吴先生这样的模样：左手抱几本洋装书，右手是手杖，嘀嘀笃笃走进教室，讲但丁的《神曲》，比画着天堂与地狱，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，一会儿低着头蹲下，让大家笑了又笑。一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斯那段恋情，吴宓还直接对着空中大呼“Oh！Beatrice！”

关于沈从文的记忆也是如此，初次在青云街遇到沈从文，她记得的是沈先生“真是容易害羞”“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”。沈从文在众人面前讲话，具体说了些什么，杨苡早已忘记了，只记得桌上老有苍蝇在零食上面飞，沈从文一面说一面挥手赶，一挥手，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，塞回去又掉出来，她看了想笑又不敢笑。

杨苡同宿舍有个女孩叫陈蕴珍，和她一样是巴金的粉丝，也给巴金写过信。命运很有趣，这个女孩后来改了个名字叫萧珊，成了巴金的妻子。她们还有一位室友，叫王树藏，是萧乾当时的女友。三个女孩成了极好的朋友，经常“三人行”。有一次去沈从文和张兆和那里，结果把林徽因带来的大肉包子“一个又一个”地吃了。沈从文告诉她们，要读“生活”这本大书，让她们想家了就到这儿来。

和天津相比，虽然当时昆明的房子和街道都很老旧，但对于杨苡来说，记忆里的云、树、山、水，还有庙宇、西山上的“龙门”，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“金马”和“碧鸡”两个大牌坊……都让当时的她感到新奇又快乐。她说，当时在云南看到的翠湖，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，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，直到老年了她还会梦见。

“簪缨之家”的故事

《读库》主编张立宪曾说，杨苡的家庭是所谓“最后贵族”、“簪缨之家”。杨苡的祖辈有四位在晚清中了进士，点了翰林。父亲杨毓璋早稻田大学毕业，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、中国银行行长。

杨家是大家族，杨苡接受采访时回忆说，她的家庭和巴金的《家》非常像，“因为我祖父也在四川做过官，就跟他们家像得不得了。家里也不是那么大，那么讲究，也没有鸣凤。但是他们家有鸣凤，我们家有来凤。他们家有老爷太太，我们家也有老爷太太。我祖父的画像是齐白石画的。”

“我父亲的大太太怀了八胎，结果只活了两个，就是我大姐姐和二姐姐。没有儿子不行，结果就娶了我母亲当二房。”杨苡的母亲生下了杨毓璋唯一的儿子，据说怀孕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“白虎入怀”。算命先生说，这个男孩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，但他会克父克兄弟。这个算命先生有点准，五岁时，男孩的父亲去世了。这个叫杨宪益的男孩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翻译家，他写了一本英文名自传，叫《White Tiger》，即《白虎星照命》。

父亲去世之后，姑妈让杨苡的母亲殉节。母亲回答：“我干嘛死?我有三个孩子，我得把他们带大。老爷跟我说过，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，对国家有贡献。”后来，她的孩子们果然都没有辜负她的期望。从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到《红与黑》《呼啸山庄》，杨苡与兄长杨宪益、爱人赵瑞蕻共同推动了中文与世界对话，使文学经典如种子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里生根开花，成就了中国文学翻译事业一个又一个高峰。

杨苡的客房里挂着一幅字，是她上世纪90年代初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：“岂有豪情似旧时，花开花落两由之。”相比于传奇与成就，杨苡更看重她的“日子”，及其承载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和世情。

1999年，84岁的赵瑞蕻病逝于南京；2009年杨宪益去世，终年94岁；2017年12月，杨敏如离世，享年102岁。

“丁聪、吴祖光、罗孚、我哥……这些人全都没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”那些在杨苡百年人生中次第出现的“许多人，许多事”，都成为了“可感，可念”的回忆。